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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吴玉章系列讲座第十三讲 王立军教授“从‘篆隶之变’看汉字构形系统发展的方向性调整”

发布时间:2021-05-17
来源:威澳门尼斯人23856com


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威澳门尼斯人23856com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从‘篆隶之变’看汉字构形系统发展的方向性调整”的精彩讲座。讲座由陶曲勇老师主持。讲座分为三个板块:古文字阶段汉字构形的系统构建、“篆隶之变”过程中的解构与重构、汉字构形系统发展的泛时性特征。



讲座第一板块的主题是“古文字阶段汉字构形的系统构建”。

**教授首先指出,小篆以前汉字演变的主旋律是系统化,其时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个汉字构形的系统。此期汉字的发展有两大主要矛盾:一是汉字字符数量与日益增长的记录语言的需求的矛盾;二是汉字字符的个性化与符号体系的系统性之间的矛盾,它们是推动汉字构形系统构建的主要动因。

**教授指出,所谓“系统性”,就是“可归纳性”。古文字阶段汉字演变的系统化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第一是书写层面的,即书写单位的系统化。汉字的书写单位由极富象形性转而变得线条化。甲骨文时期,很难说一个汉字究竟由几笔构成,书写单位无法离析,甚至可以说尚未形成;而到了小篆时期,汉字的书写单位则变得可以计量、可以归纳,由此可见其系统化。

第二是构件层面的,即构形单位的系统化。这是通过两种演变手段达到的:

1.成字化:即在汉字义化过程中,非字部件转变为成字部件。为了更具体地展现这一手段的作用机理,王教授为我们举出了“饮”字像人头、人舌的部件逐渐演变成“今”字的例子,还浅析了“果”、“胃”、“番”三字中“田”字构件的不同由来。

2.类化:即具有个性化构意的部件向表示更大意义类别的部件靠拢。例如,“黍”、“穆”的构件逐渐变为“禾”,与其意义相关。

部件的类化和成字化使得汉字基础部件的数量越来越少,这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必要条件。用少量的基础部件去生成大量汉字,既能够实现字符间的相互区别,又有效减少了人们的记忆负担,是汉字构形系统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是构形理据的系统化。它也是通过两种手段达到的。

1.义化:部件的象物性不断淡化,形成纯粹的表义符号→使具体的物象转化为“义类”。

**教授举出了“貯”字的“贝”部位置变化的例子,表明“贝”已经由象处于器物中的财物之符号转变为表示“财物”的意义符号。而“折”字本从二“屮”,在义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从“手”,虽然改变了该字的原始构意,但也能通畅地解释字义。在这一过程中,“二屮”部件的义化同样也是部件成字化甚至类化的过程。

2.声化:成字的部件隐去自身的意义,单以表音的身份存在于汉字中。例如,“桑”本指桑树,因与“丧”字音同而被作为“丧”字的音符,在“丧”字中不再有自己的独立意义。

部件的义化和声化是形声字大量产生的前提,而形声字是最能产、最经济的汉字构形模式。形声字的比例越大,汉字体系的系统性越强。王教授指出:汉字构形系统成熟的标志是《说文》中所记载的小篆的产生。

讲座第二板块的主题是“‘篆隶之变’过程中的解构与重构”。

“篆隶之变”发端于战国末期,完成于汉魏隶楷交替之际,最能真实反映这一现象的是汉碑隶书。与古文字阶段不同,今文字阶段(即隶书及其后的阶段)汉字演变的主旋律是便捷化,“篆隶之变”的主要任务即是通过“解构”而实现“重构”。此期汉字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日益增长的处理日常事务之需与汉字书写速度缓慢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一矛盾古已有之,但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而上升为主要。

此阶段汉字演变的解构与重构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第一是书写单位的分解与归纳。王凤阳在《汉字学》中指出:书写单位的变化有“趋直性”与“反逆性”两大原则,其中后者即通过拆解,离析出了汉字的“笔画”。可以说,汉字的书写单位“笔画”在这一阶段才真正形成。

第二是构件层面的离析与重组。“离析”指一个构件发生分裂,变为两个或多个;“重组”则是两个或多个构件重新组合成一个。构件的离析和重组关系极为密切,前者常常导致后者,而后者发生的过程也往往伴随前者。

第三是整字层面的结构调整,它分为两种形式。

1.构件位置的调整(上下→左右)。例如“羣”变为“群”、“鞌”变为“鞍”等。

2.构件形体变异,相互“让就”(上下结构粘合等)。

与古文字阶段汉字构形系统化的三个层面相类似,“篆隶之变”时期汉字结构解构与重构的三个层次之间也并非独立无关,一个层面的演变往往会波及到另外两个层面的演变。

讲座第三板块中,**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汉字构形系统发展的泛时性特征。

汉碑隶书的形体来源呈现出跨时代、跨地域、跨字体的特点,反映了“篆隶之变”路径的复杂性及其内涵的广义性。


汉碑文字内部还有不少同一个字多源并存的现象(如“明”-从囧从月、从日从月、从目从月),这更说明汉碑隶书其实是多个历史层面汉字复杂构形现象泛时累积的结果,而非简单的“共时”。


总而言之,汉字构形发展是变革与继承交互作用的过程,任一历史时期的系统都既有共时特点、又有历时现象在共时层面的泛时积淀——这些泛时现象并非都能够通过历时的溯源剥离出其历史层次。因而,在共时和历时两种方法之外,将泛时方法引入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供稿:祖子涵 王子舞

图片:祖子涵